丁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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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抗元英雄

08

”

01.

在《宋史》列传中，是把丁黼归属忠义类列录的，同时也发现对他的一些零星记载。《宋史》是二十四史之一，于元末至正三年（1343年）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，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史部正史类。修史时间是百年后，应为更接近事实，只是其中丁黼牺牲时间有误，应为端平三年（1236），而不是嘉熙三年（1239）。

《宋史》（卷四五四·列传第二百一十三·忠义九）载：“丁黼，成都制置使也。嘉熙三年（1239），北兵自新井入，诈竖宋将李显忠之旗，直趋成都。黼以为溃卒，以旗榜招之。既审知其非，领兵夜出城南迎战，至石笋街，兵散。黼力战，死之。方大兵未至，黼先遣妻子南归，自誓死守。至是，从黼者，惟幕客杨大异及所信任数人。大异死而復苏。黼帅蜀为政宽大，蜀人思之。事平，赐额立庙。”

02.

南宋端平元年（ 1234）农历正月初十，南宋与蒙古联军攻克蔡州，金朝灭亡。紧接着的“端平入洛”，宋军进军河南，拉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。《宋史》把丁黼牺牲的主要原因归为“郑清之丧师”战败，引得北方蒙古人来犯；其次是成都制幕杨栋“尽载激赏库珍宝先遁，陷丁黼于死”，这让丁黼没有抗战的后勤物财保障，身陷绝境。在史料中，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导师“李燔”，还有同他一起战斗牺牲的部属“杨大异”和“王翊”的英雄事迹。

“郑清之丧师，至是丁黼死于成都。”《宋史》（卷四百七·列传第一百六十六）

“（淳佑）九年（1249），冬十月丁卯，谏臣周坦言：知建宁府杨栋任成都制幕时，尽载激赏库珍宝先遁，陷丁黼于死，致全蜀生灵涂炭。”《宋史》（卷四十三·本纪第四十三·理宗三）

“李燔字敬子，南康建昌人。少孤，依舅氏。中绍熙元年进士第，授岳州教授，未上，往建阳从朱熹学。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，且曰："致远固以毅，而任重贵乎弘也。"燔退，以"弘"名其斋而自儆焉。改襄阳府教授。复往见熹，熹嘉之，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，俟有所发，乃从熹折衷，诸生畏服。熹谓人曰："燔交友有益，而进学可畏，且直谅朴实，处事不苟，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。"熹没，学禁严，燔率同门往会葬，视封窆，不少怵。及诏访遗逸，九江守以燔荐，召赴都堂审察，辞，再召，再辞。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，学者云集，讲学之盛，它郡无与比。有旨改官，通判潭州，辞，不许。真德秀为长沙帅，一府之事咸咨燔。不数月，辞归。当是时，史弥远当国，废皇子竑，燔以三纲所关，自是不复出矣。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荐之，差权通判隆兴府，江西帅魏大有辟充参议官，皆辞，乃以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。燔自惟居闲无以报国，乃荐崔与之、魏了翁、真德秀、陈宓、郑寅、杨长孺、丁黼、弃宰、龚维藩、徐侨、刘宰、洪咨夔于朝。”《宋史》（卷四百三十·列传第一百八十九·道学四等）

“杨大异，字同伯......除四川制置司参议官。北兵入成都，大异从制置使丁黼巷战，兵败，身被数创死，阖门皆遇难。”《宋史》（卷四百二十三·列传第一百八十二）

“王翊，字公辅，郫县人。宝庆元年进士。吴曦尝招之入幕，及曦以蜀叛，抗节不拜，为陈大义。曦怒，囚翊，欲烹之，曦诛而免。嘉熙元年，制置使丁黼辟为参议官，先遣其家归乡里，为文诀先墓，誓以身死报国。及北兵至，帐前提举官成驹先走，黼仓卒迎敌，败死。”《宋史》（卷四百四十九·列传第二百八·忠义四）

03.

从《宋史》中解读丁黼之死与郑清之战败和杨栋卷走成都府的钱财有关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当时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与丁黼关系不融洽有关。在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二太子阔端率军南下，直逼成都时，赵彦呐早率手下的部队撤退至夔门，使得“成都隔绝”，成为了一座孤城。而此时，成都的兵力，仅有牌手四百、衙兵三百人。一介兵少将寡的文官副元帅，守一方孤城，情形可想而知。

从魏了翁上给左丞相郑清之的督府书可见，为增设“潼川制置副使”一事，赵彦呐与丁黼“故各引嫌远祸”称病的情况：

“蜀中制总当豫为储代比，得乡讯谓，赵（赵彦呐）、丁（黼）皆称疾不眎事，始亦疑。赵以丁有暂行制司事之命，丁以陈隆之有暂权制置副使之举【闻制司未下仙，原时出此，便宜劄子】故各引嫌远祸，又疑此何嫌之有。朝廷之於丁有云。候赵某回，司日依旧而制司，一时便宜事，已即收回。二公奚为至於坚卧不起也。

此得故旧书则云，因潼川制置副使之除，便谓决不更增一制使，必是姑为。此除到蜀，则别有改命，以为赵与丁之代，盖潼川创一制使事体稍新，亦怪外闻猜疑不得。潼川安抚使置司于泸州，若欲移安抚司于潼，则如明降指挥移司，而泸州仍用淳熙以前规模，只置沿边安抚或止是泸叙长宁安抚，或不欲更易，则潼川只须仍旧为郡守如故此，亦不可缓。”《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》（卷之三十一·督府书·左丞相）

04.

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，著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全祖望，博采诸书，对黄宗羲的《宋元学案》，加以续修，在他所补辑的《宋元学案·卷六十一·鄞县全祖望补本·徐陈诸儒学案》中，就有关于丁黼至今来看最全面的介绍。全祖望并有“案”语和后附吴鹤林对丁黼的评价。

《宋元学案·卷六十一·鄞县全祖望补本·徐陈诸儒学案·恭愍丁延溪先生黼［父泰亨］》

丁黼，字文伯，故徐州人也，汉说《易》大师、将军宽之后。世居沛、砀间。南渡后，徐为战地，先生曾大父执中卜居青阳，寻迁石埭。家世忠孝，虽南迁三世，时望归故土，不治产业。其大父尝梦神告之曰：「若死，葬于延溪寺右，三纪之后必昌。」

又三十年，而生先生，年十四，已知为学之要。父泰亨，宿儒也，自教之。已而平阳徐忠文公谊教授池州，父挈先生共往从焉。忠文以老友待之，留与共训后进，而授先生以《语》《孟》《学》《庸》大旨、圣贤修己治人之学。永嘉钱宗正文子亦硕儒，先生由忠文以见之，得其经学。先生气竦神悟，诵言观行，遂忠文门下第一，成淳熙进士。

枋臣当国，贤士多沉下僚。时天下所称为正学直道者，鹤山、平斋、西山皆重先生，而鹤山尤契，尝曰：「忠肝义胆，霜明玉洁，足以廉顽立懦也。」曰：「吾交文伯二十年，真端人也。」尝闻张行父之贤，亟求见之，叩以南轩之学。

以争济邸事于宰相怒，被逐。宰相死，召还，累官军器监。数上封事，言大臣不法事，累进累蹶。以直祕阁知信州、吉州，皆有声。西山為江西安抚，荐之。诏迁提刑，寻充四川夔州路安抚使，兼知夔州。时崔菊坡方帅四川，闻先生至，喜赠诗，所云「同志晨星少，孤愁暮雨多」者也。先生蒞夔，疏上十事，夔大治，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广西副制置使、守静江。寻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。

自嘉定、端平以来，诸硕儒讲学者，亦间或得大用于朝，然率不久輒去，至是零落且尽，而先生独存，又弃之巖疆以陷之死。时蜀事已极坏，先生延李微之于幕，力行宽大之政，蜀人戴之如父母。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也，乃遣其家属南归，曰：「无以老子为念。」嘉熙三年，北兵自新井大入。先生乃守大小城，飞山移屯，尽拨隶文龙帐犀牌，丁不满七百。

北兵诈用宋将旗帜，城中以为溃兵也，以榜招之。已而知其非。或劝先生以自全计，先生笑不答，曰：「吾为副元帅，死其分也，不可使丁氏无后，且留馆甥以收吾骨。」整兵夜出城南，遂战于石筍（笋）街。众散且尽，先生入城，率其亲信侍从数十人巷战，寮属惟参议官杨大异一人。力竭，皆死之。大异復苏，得免。

事闻，赐祠赠恤如制，谥「恭愍」。所著有《延溪集》《六经辩正疑问》《诸史考》。

（全）祖望谨案：先生以平阳高弟，徧候诸儒，伯仲真、魏之间。晚年埋血沙场，大节凛然，而《宋史》附之《忠义传》末，不详籍里，不志其生平，读者茫然，荒略未有如此之甚者。予少有志于改正《宋史》，曾从《永乐大典》钞得先生别传一篇。十年以来，忽忽失去。昏志不能追忆，仅约略其大概，列之《学案》，而其言行之详，不復能举矣。又尝见先生作《范文正公祠记》，其中谓：「池州实有长山，文正之母，晚适朱氏，实为池人，未可竟指为淄州之长山。」其文亦朗朗有法。

附录

吴鹤林曰：「恭愍生平忠雅端靖，持论侃然。宁避乌臺之官，而不肯有一毫诈欺之事；宁婴黄阁之怒，而未尝少怠其呵护善类之心。于义利界限，辨之尤明。死国未几，制府参谋王翊雍容就义，文南守相刘锐、赵汝薌惨忱，血战而死，皆其英风义魄所风厉也。」

05.

综合史料记载，南宋端平三年（1236）秋，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次子阔端，率五十万大军攻蜀，八月入汉中，九月在阴平关歼灭蜀军主力曹友闻部，十月攻进利州朝天关，占领阆州，然后分军一路沿嘉陵江南下，另一路越嘉江直取成都。成都在宋朝历来“师少堞坏”，无险可守。当时镇守成都的是四川安抚制置副使、兼知成都府丁黼。

南宋遗民作有野史《昭忠录》，其中《昭忠录·王翊制司参议》中，很详细记载了当时元兵入成都的细节：

（南宋端平三年1236），“元兵既灭曹（友闻）兵，遂破阆州取四川路，直入成都。

十月十七日，至怀安军金堂县，哨马渡江，成都太平日久，不识兵革，制司丁黼昏席无谋，哨马至阆，犹晏然。

十八日巳时，哨至汉川牟池镇，铁骑三百申时至成都城北驷马桥，城中忽闻有军至，疑是溃兵，元兵沿城至大东门径当城。

十九日，元兵往来，城内居民皆纵观。及晚，五巷内南角数人擒杀一骑，民间始知是元兵，市人或执梃与驰，或以几桌栏截街巷，元兵复出屯城外。

二十日巳午时，再入城，居民皆闭门，有举家自缢者，有举家自焚者，制司丁黼与甥王茶干、徐监仓遁，微服至南门，假道石笋观音院，哨及，六人俱死。”

综合据知的史料来看，“丙申（端平三年1236）秋八月，（元）二太子及塔海元帅以精兵五十万于初三日入大散关”。十月十七日，丁黼的幕客李心传得知“虏骑经破阆中”，而事实上，此刻蒙古军“已至怀安军金堂县，哨马渡江”。十八日已时，蒙古前哨“至汉川牟池镇”。到当天下午申时，蒙古“铁骑三百”已“至成都城北驷马桥”。由于“成都太平日久，不识兵革”，“城中忽闻有军至，疑是溃兵”。

《宋史》上还记载说，蒙古军至成都城下，还“诈竖”宋汉中守将李显忠的旗帜，丁黼“以为溃卒，以旗榜招之”。丁黼没料到蒙古进兵如此神速，招纳溃卒之举或许为之。进抵成都城下的蒙古前哨骑兵，先沿城侦察，山北门至大东门，经入城中。十九白天，蒙古军“往来城内，居民皆纵观”。及晚，“五巷内南角，数人擒杀一骑，民间始知是元兵”。于是，从这时起，成都市民才开始自发起来堵截蒙古骑兵。“市人或执梃与驰，或以几桌拦截街巷”，终于把这些骑兵赶出城外。在这期间，丁黼曾尽力“抗守大小城”。

十八日，丁黼派出牌手迎战，多被杀伤。十九日，再遣统制徐信，带领衙兵、牌手，出大东郭门交战，不利。午后，又收余兵，遣统领杨楠出战大安门，战又不利。当晚，蒙古后续部队进至成都城外，成都，成都城内一片混乱。听说蒙古大军即将入城，“居民皆闭门，有举家身缢者，有举家自焚者”。“制副前提举官成驹先走”率先逃跑了，制副司幕客杨栋也“尽载激赏库珍宝先遁”逃跑了，丁黼谢绝幕僚要他出逃的建议，明确表示：“职在守土”，誓与成都城共存亡。丁黼“痛念成都系西蜀重地，岂容委去”。

正当“坚固守间”，蒙古大军破城而入了。这时已是十九日夜晚二更。于是，丁黼遂呼集将士，重支犒赏，激励部下进行巷战。由于蒙古军攻袭北门，丁黼急欲取道大南门固守。由于从当时制司门鼓楼附近出发、离老西门最近，因此，其部很可能取捷径先出西城，然后再由西郊绕至南门。又由于石笋街立于西门外，是西门外通往南门的必经之路，蒙古军已抢先占领了这条通道，于是蒙、宋两军免不了要在石笋街前发生激烈的巷战。在宋军寡不敌众，被蒙古军击散之后，丁黼在杨楠、王桂等数的保护下，沿预定方向继续向南门撤退，最后终于被围在成都西南四至五里的“金花街菜园田中”。于是，“鞑兵四合”，乱箭齐飞，杨楠阵殁，王桂身中两箭，死而复苏，而丁黼则“中镝死菜畦内”。其时为端平三年十月十九日“夜四鼓”之后，亦即“十月二十日早”。

丁黼殉难后，制副司参议王翊、司理王璨、运司干官李日宣等“召军民，立赏格，与共击北兵”。直到十月二十六日，王翊投井自杀，成都城陷落。

丁黼是宋元战争以来，宋朝最早殉难的制置副使一级的高级官员。丁黼死后两年，经南宋朝廷批准，移葬于原籍安徽石埭县境。成都后世人民为追念丁黼，除在他最后激战的石笋、石笋街留下纪念遗迹外，还曾分别在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“壁间”嵌上丁黼的绘像“小碑”，表示崇敬和思念。后朝廷嘉其忠心，赐光禄大夫、显谟阁学士。后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，赐谥号“恭慰”，并勅令在石埭建立“褒忠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