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静印象：在当代生活的田野中思想与生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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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贺桂梅

李静以她出色的学术成果，正在逐渐成长为令人瞩目的青年学者。她的研究视野宽广、写作风格多样，既出版专著，也发表学术论文，更活跃在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前沿。她正在日益走向成熟。她的成果也得到了颇多肯定。2020年，她获得了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年度论文奖，2022年，又获得中国文联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“啄木鸟杯”年度优秀作品奖。我们私下开玩笑，说她都快成“获奖小专业户”了。

李静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，导师是韩毓海老师。她2008年入学，本科毕业后，作为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。虽然，李静在中文系求学十年，但我们认识却比较晚。我第一次注意到李静，是通过课堂作业。那大概是2013年，我开设的“当代文学与当代史”课程，分专题讲授知识分子、工人、农民、女性四种群体在当代六十余年文学与文化中的再现与书写。在一堆学生作业中，有一份让我颇感惊讶。文章从新工人音乐入手，在较为宽广又有点庞杂的社会视野中分析音乐的政治性。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分析角度。行文颇为老练，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熟谙，不大像一般中文系学生的手笔。我因此记住了这个学生的名字。

后来正式认识，是她写作博士论文期间。受到导师韩毓海的影响，她的论文选题有比较浓厚的思想史色彩，探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学中的“科学”话语问题。这可是个颇有难度的题目。在与她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再次意识到这个学生的独异。一般而言，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总是有或显或隐的文青风格，但她思考问题的方式却带着明显的思想史与社会史底色。关注思想命题的热情和原动力，使她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文学专业，而常常是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，通过发掘此前不大受到关注的史料和文本，尝试重新整合理论性议题。当然也看出，在如何处理庞杂的史料，并将之整合为逻辑性论述这一点上，她一如所有初入学术行当的学生，有陷入材料丛林的吃力和捉襟见肘的现象。但每一次再聊时，都会发现她能很快吸收有用的观点，并转化为自己的思路。我由此对她自主性的学习能力，留下了较好的印象。

完成答辩后，李静的博士论文的章节一篇篇发表出来，都在颇有分量的学术刊物上，观点和思考越来越成熟，行文逐渐显示出某种举重若轻的判断力。通过这些文章，我也目睹了一个学生如何成长为青年学者的过程。北大中文系自2005年开始招收直博生，这些学生都从本校优秀本科生中选拔出来的。但因为没有经过硕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和硕士论文写作，他们一般进入学术研究状态相对较慢，往往是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才找到“做学问”的感觉。不过，正因为是自己从材料的“黑暗丛林”中摸爬滚打出来的，因此一旦找到这种感觉，他们的学术能量也就爆发出来。李静是这类学生中相当典型的一个。

李静毕业后，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编辑工作，时常来向我约稿。我也多次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到她作为青年学者发言。于是我们更加熟识起来。她性格确实有些内向甚至腼腆。后来她跟我说，当学生时，她属于那种见到老师就躲着走的学生。特别是本科期间，从山西省长治市沁县来到北京求学，作为“小镇青年”卷入大都市生活，她曾有过较长的不适期。这也促使她更为自觉地通过阅读和思考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。但李静虽内向，却不拘谨。她毕业后很快就适应了编辑工作，说话和办事都颇有主见和分寸，有一种老成持重的风格。我有时都会忘记，这还是个毕业不到五年的学生。

2021年，李静的第一本书《更新自我：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》出版，来请我为这本书写推荐语。我由此见识到了李静的另一套文笔和另一种写作风格。与博士论文注重史料扎实和立论谨严不同，这本书收入的是李静关于当下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批评文章。讨论对象颇为驳杂多样，既有新出版的当代小说，也有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和电视综艺节目，还有网络媒介上的重要文化现象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种注重对当下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的“文化研究”和“文化批评”。但让我惊讶的是，对于这些看起来具有某种随机性写作特点的批评文章，李静却做了极具内在逻辑的整理和总体性阐释。

“互联网时代”是这些现象的主要传播媒介，“青年”是这些现象的主要受众群体，而从“当代生活”中思考“思想”命题，则是她的总论性出发点。在序言中，她如此写道：“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成为本书展开工作的广阔田野”，以“社会文本”与“文化言说”作为对象，探讨“当代生活的思想价值”则是她的基本诉求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她并不将所分析的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作为专业性研究的对象，而视为“生活”本身。这让我想起雷蒙德·威廉斯所说的“文化就是日常生活”的著名论断。但从李静调用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而言，她似乎并不熟悉文化研究（Cultural Studies）这一研究领域，而更多直接从社会学、思想史、历史学和哲学著作中吸取思考的灵感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她的写作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原创性。她解读文本与现象的敏锐和独特，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方式，对问题当代性的体认和提炼，每每让我赞叹。同时也切实地感觉到，李静正在以她具有学术深度的探索，表现出她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研究者的主体性代际风格。

代际划分并不总是有效的，关键在于研究者对自己的当代性经验是否具有自觉意识和反思能力。在我看来，李静是具备这种代际主体意识的青年学者之一。李静出生的1989年，正是我进入北大求学的年份，我们之间隔了几乎两代人的时间距离。由于身在学院的缘故，从2000年从事教师职业迄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逐渐感觉到与学生辈之间的代际分别。这种感觉不表现为学生在学习和训练过程中如何“上手”，而表现在他们/她们在分享相近的观点和思路时显露主体性的时刻。比如从李静这里，我意识到我所熟悉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，在她这儿形成了另外一种形态。

李静感兴趣的研究对象，往往并不是经典性的文学文本或文学史议题。她几乎有些无视已有学科与专业知识体系的史料和文本序列，而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，有些“野蛮”地直接进入历史和当下的意义场域，构建自己的问题序列和思考框架。她的博士论文考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教育题材、工业题材、科幻文类等中的科学话语建构实践，一开始就跳脱了“新启蒙”话语框架的限制，既呈现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转折期话语的内在连续性，同时也将21世纪引起广泛关注的“科学”（科技、技术）话题植入历史讨论中。这也与她后来在批评实践中对“互联网时代”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反思具有内在的关联。

而《更新自我：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》一书论及的当下文学与文化现象，则一开始就摈弃了“文学”与“非文学”的分界，而将诸多大众文化现象同等地视为“文本”与“言说”。她这样说：“观看电影、电视剧与综艺节目，追踪舆论焦点与文化事件，早已化入日常，占据了生命中永不再现的无数时刻。”这是发生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文化变迁，也是成长于21世纪中国的80后、90后的文化日常生活。对于我这样的成长于1990年代的“70后”而言，正因为亲历了从“文学的黄金时代”到“大众文化消费时代”的巨变和断裂，往往难以与大众文化形成这样水乳交融的亲近关系。可以说，我仍旧有意无意地将大众文化视为身在其中而欲置身其外的对象，但李静却将大众文化视为“当代生活的田野”。因此，让我惊讶的，正是她要从化入日常的文化生活中探寻思想的顽强努力：“我近乎着魔般地注视着喧嚣蓬勃的文化现场，并坚信其中埋藏着真挚、永恒而又严肃的思想议题。”

李静将文化与大众文化视为“生活”本身，同时顽强地探寻这种生活田野中蕴含的“思想”价值。勾连“生活”与“思想”的中介性场域，则是“自我”。可以说，“自我”“个体”这样的范畴，不仅是李静的理论术语，也是她直面世界的原初出发点。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和消费社会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，他们与世界的碰撞、交流和参与，都是通过“个我”这个中介性媒介展开的，他们几乎是天然的“个人主义者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拘囿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思考逻辑中。李静表现出来的最令我瞩目的思想能力，在于她并不把自我本质化。可以说，她极大地拓展了“自我”这一范畴的思想性。一方面是将自我历史化，通过自我分析和个体言说来尝试认识历史和社会；同时也不把自我凝固化，而希望“以自我为视角，以此刻为方法，其最终目的是打破对自我的执迷，造就更丰富的自我、更充盈的此刻，乃至更为良善的共同体与共同体文化”。读到这样的文字，我一边感叹于其中的牛犊之勇和淋漓饱满的元气，同时也意识到，或许，李静正是以这样的方式，找到了属于她自己和这代人进入当代中国思想场域的独特路径。

李静说，她把学术研究视为“自我教育”的途径。我认为这是她真正领悟学术真谛的时刻。以学术研究为“安身立命”之所，在当代生活的田野中思想和生长，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且艰难的。我愿将上述文字，作为与李静的跨代际对话，并以此互相勉励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中文系）